金皇朝电脑注册:元朝纸币制度的选择、运行与崩溃

未命名 · 201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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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ID:JLU-BRRC),作者:李晓、李黎明,编辑:宋畅、张宇璇,头图来自:东方IC,本文已刊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3期和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原标题:《元朝纸币制度的选择、运行与崩溃 ——元朝快速灭亡原因的货币维度分析》 元朝货币制度的运行经历了由稳定到混乱再到崩溃的三个时期。无限制超发为财政赤字融资只是货币制度崩溃的直接原因,国家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蒙古军事力量和穆斯林商业力量缺乏权力约束,其对元朝财政资源的过度侵占致使货币制度的基础和运行遭受极大破坏,才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尽管从结果上看与历代王朝一样,元朝灭亡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究其根源,乃是货币制度的崩溃导致民不聊生,最终激起民变。 一、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席卷欧亚的元朝历史不足百年,帝国来去如风?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元朝末年流传着一首民谣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这首民谣反映出元亡的导火索有二:一为“开河”,即修治黄河;二为“变钞”。 实际上,“开河”是中国历代中央专制集权政府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并藉以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它虽会增加徭役等社会负担,但在社会经济尚可承受时不致于激起民愤;只有当民众生活难以承受的状况出现时,才可能会激起民变甚至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元末民众的生活承受力极度脆弱,“开河”与“变钞”的叠加负担着实达到了激发民变的程度。 但事实上,“变钞”只是元朝钞法积重难返之后,改革措施失效而引爆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导致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非“变钞”,而是“钞变”。即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元朝货币信用丧失,为商民所弃,货币制度随之崩溃,并在政治经济领域同时激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元朝灭亡。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以经济史学家全汉昇的《元代的纸币》为代表,以梳理元朝货币制度产生、发展及衰败的历程为主。借助扎实的史料分析和论证,全先生将元朝纸币制度崩坏的主要原因总结为如下三点:一是纸币准备金的动用,二是纸币发行额的增加,三是管制物价的疏忽。《元代的纸币》是历来论述元朝货币问题的经典之作,此后国内史学界有关元朝货币、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大多以此文为立论基础,创新无多。值得一提的是,管汉晖、毛捷的论文《本位、战争与通胀:元代货币的运行机制》首次使用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元代货币的运行机制、后期通货膨胀如何发生以及通货膨胀与财政压力的关系等。 第二类以研究元朝货币制度的具体实施机制、政策,如货币法令及货币发行、回收机构的设置等硬件条件为主。比较典型的如《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史》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元朝货币制度推行的历史过程,包括政令发布、机构设置,以及历次货币改革的得失等等。还有学者更加微观地探讨了元朝货币制度中的法制问题,如关于钞法(货币法令)中有关禁绝伪钞等条文的研究。 在对元朝货币制度的看法上,国内学术界以辩证认知为主,穆鸿利认为忽必烈统一钞法、改革币制的举措不仅有助于统一后的元朝经济发展,对中国货币史乃至世界货币史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李干认为元朝纸币属于历史上首次全国性的纸币制度实践,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匡裕从则指出不仅要看到元朝纸钞促进国内外贸易发展、活跃商品经济的正面作用,也要看到纸钞发行所存在的问题。 国外学术界中日本学者对元朝的货币制度和通货膨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高桥弘臣将宋金元的货币史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研究了元朝货币制度产生的历史过程。前田直典的论文《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通过整理、对比大量历史记录中元朝各个时期以元钞计价的金银价格及盐、粮食、茶马等大宗商品的物价,还原了元朝货币价值变动的大致脉络。 相关的研究虽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整体而言仍有两点缺憾:第一,未能深入分析元朝货币制度选择、运行及崩溃过程中国家权力结构的作用及影响,仅停留于财政赤字层面。 第二,未能将元朝货币制度选择、运行及崩溃同其快速灭亡有机地联系起来,缺乏关于货币制度崩溃对元朝政治经济生活所导致的具体影响的具体分析,而是将有关分析过多地停留在恶性通货膨胀方面。国内外有关元史的论著如《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也曾注意到元朝货币制度及通货膨胀问题对元朝快速灭亡的影响,但却未能深入展开,基本上停留在对其货币制度产生、运行与崩溃原因的历史分析上,而且在因果关系上更侧重于元朝政治经济领域的各种变化对其货币制度运行产生的影响。 本文试图将元朝货币制度与国家权力结构、财政体系联系在一起,从元朝货币制度的选择、运行及其崩溃的货币维度重新审视、解释元朝快速灭亡的历史原因。 具体而言,本文拟回答如下三个问题:元朝为什么选择全面纸币化的货币制度?元朝货币制度稳定运行的局面为何在一二十年后开始反转,在财政赤字表象下,蒙古草原军事力量和穆斯林商业力量缺乏约束的权力究竟对货币制度运行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元朝在货币制度崩溃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叠加效应下是如何快速灭亡的? 二、元朝选择纸币制度的原因 秦、汉以降,以铜铸币为本位货币、金银为辅币的货币制度渐趋成型。在这种传统货币制度之下,发挥主要交易职能的是铜铸币,即铜钱。金银主要发挥的是大额交易和财富贮藏职能,参与流通较少。但当涉及大额支付时,金属货币运输不便,运输成本高昂的弊端显现。为降低货币运输的成本,唐开始有飞钱,宋有交子、会子,金有交钞,但唐的飞钱、宋的会子都只是特殊时期用于特殊目的的权宜之计。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纸币并非自元朝始见,但元朝以金银作为储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纸币化的货币制度实践却属人类货币史上的首创。元朝中后期,由于金银储备被挪用,元朝货币甚至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家规模的不可兑换纸币制度实践。元朝建立之初为何会选择如此独特的货币制度?本文认为主要有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宋、金的制度遗产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元朝的货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前代制度遗产的影响。金末,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造成的财政窘境开始发行纸币,但因战争失利、军费开支不断,货币无限制超发,最终金的纸币试验致使中国北方社会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货币体系崩溃。 蒙古的统治阶层为顺利接管金朝政权,稳定经济,起初便在部分地区继续实行纸币。成吉思汗去世的1227年,何实在山东博州(聊城)推行纸币制度,他所发行的纸币为可兑换的丝钞。这是蒙古入主中原后实行纸币制度的首次尝试。 何实是金朝中都(北京)人, 其曾祖搏霄富于理财手段。祖父鼎敬、父道忠都仕于金朝,官至中都留守,因此他自身很熟悉金朝的制度。虽然没有关于他如何在博州实行钞法的详细记载,但根据其身份背景推测,模仿金制无疑是最佳选项。在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后,何实继承前代制度遗产推行的地方性政策自然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统一进行制度设计时的重要参考。 (二)现实原因:欧亚贸易圈的构建 蒙古人相较于以往的游牧民族更加重视商业,进而在元朝催生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代和后代的官商群体——“斡脱”阶层。经中外学者考证,“斡脱”一词源于突厥语,蒙古时期的“斡脱”指受蒙古统治阶层支持和控制的官商,其资本往往来自蒙古诸王、驸马及母妃,其职能是充当外来客商和贵族的中间人,或者用贵族提供的资本从事放贷活动。 13世纪40年代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臣就记载:“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元朝统一之后出现了管理“斡脱”的官方机构,足见元朝对商业的重视及“斡脱”政商合一之性质。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商队与使节前往花剌子模建立和平的通商关系。然而商队携带的大量财富让花剌子模的讹答剌守将分外眼红,他们夺取了商人们的货物并杀害了他们。事实上,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花剌子模作为控制东西商路的商业帝国,其统治阶层无法容忍蒙古人与其分享商业利益。“讹答剌事件”最终成为蒙古西征的导火索。 这场远征不啻为人类早期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全球化实践。在此过程中,一个受蒙古军事力量保护、穆斯林商业力量充当流通中介的欧亚贸易圈被建构起来。传统金属货币的提供受制于币材产量,供应弹性较小;又因币材特性,存在着携带不便、运输成本高昂等弊端,不利于欧亚贸易圈内部物质资源的大规模流通。 相对而言,纸币发行不受限于币材产量,发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额携带也不存在任何交通运输上的限制。同时,发行纸币,作为储备的金银将会集中到国家手中。因而现实层面,纸币也成为元朝统治者眼中最优选择。 三、元朝货币制度的运行:从稳定、混乱到崩溃 总体上看,元朝货币制度的运行经历了阶段特征明显的三个时期,前后共发行过五版纸币。 (一)蒙古南下到忽必烈统治前期纸币制度的稳定运行 蒙古南下后,原金朝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京兆地区及河北、山东等地的军阀发行了许多种类的地方性纸币。忽必烈即位后,货币发行权力统一收归中央,先短暂以丝、后主要以银为本位的中统钞于中统元年开始发行,行用各地。 据马可·波罗记载:“既用上述之法制成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可见,元朝纸币在发行之初,币值稳定,整体运行良好。这主要是因为元初统治者了解金末货币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危害,货币政策及实施相对谨慎,主要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数量、设置金银平准库、完善货币回收等制度以及严格打击伪币的货币法令等举措有意识地保证元钞币值。 (二)忽必烈统治末期到元顺帝货币改革前纸币制度的日益混乱 忽必烈统治末期,征服扩张基本停止。没有了战争收益,元朝财政支出压力骤现。为缓解财政压力,中统钞开始出现超发趋势,元钞币值下跌,通货膨胀问题初露端倪。 为应对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局面,至元二十四年(1287),进行了元朝历史上第一次“换钞”(货币改革),颁布《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此次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中统钞之外发行至元钞,至元钞与中统钞的比价规定为1:5,即至元钞1贯值中统钞5贯;白银与至元钞的比价为1:2,即白银1两值至元钞2贯;同时,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中统钞除贬值80%外,其他法定地位不变,与至元钞共同流通。 但是,由于元朝没有缩减军事、赏赐方面的开支,财政赤字与日剧增。至元二十九年(1292),财政收入为2978305锭,到10月已支出3638543锭,赤字660238锭。以1锭50两白银换算,赤字高达33011900两白银。货币改革非但没有缓解财政压力,反而恶化了通货膨胀问题。成宗即位后,为进行赏赐挪用各地平准库钞本,物价进一步上涨。 大德七年(1303)时的物价较元初已经上涨了约10倍。武宗作为军事统帅被拥戴而即位,对蒙古军事力量新一轮的赏赐使得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元朝政府对货币超发弥补财政赤字的依赖加强,纸币贬值速度加快。为改变“钞轻物重”的局面,至大二年(1309),元朝政府又发行了至大银钞,至大银钞1两准至元钞5贯,当中统钞10贯,相当于中统钞再次被人为贬值80%,名义价值降为发行之初的4%。 这一次“换钞”的结果使元朝政府和货币的信用又一次大打折扣,表明元朝货币制度运行从审慎有序彻底沦为混乱超发。透过这一时期元钞衡量的金银价格的变动可以清晰地看出通货膨胀问题恶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 (三)元顺帝货币改革后的纸币制度崩溃 元顺帝即位后,元朝政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元钞加速贬值,通货膨胀已近失控。至正六年(1346),1两金值300贯中统钞,1两银值30贯中统钞。至正十年(1350),贬为1两金值500贯中统钞。 此时,因“开河”和“平叛”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开支压力,为财政融资顺帝于至正十年又发行了至正交钞,这是元朝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换钞”。至正交钞与至元钞并行,一贯值至元钞两贯。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货币改革决定在纸币之外,发行铜币作为辅币。 至正交钞的发行完全服务于政府急剧膨胀的财政需求,至正十二年(1352)和至正十三年,至正钞发行额按照中统钞计为1950万锭,至正十五年相当于中统钞6000万锭,为历史最高。至正钞“每日印造,不可数计”,彻底丧失了货币信用,“人视之若弊楮”。与此同时,铜钱发行后社会拥有了替代选择,导致原有的纸币制度迅速地被抛弃。因此,至正十年货币改革之后,元朝的纸币制度先于元朝自身崩溃了。 四、元朝纸币制度崩溃的主因:军事、商业力量不受约束的权力 无限制超发为财政赤字融资只是货币制度失效的直接原因,元朝纸币制度崩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在国家扩张停滞后,元朝统治者未能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有效平衡,处于权力结构中心地位的蒙古草原军事力量和穆斯林商业力量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为之服务的货币制度基础和运行造成了极大破坏。 (一)蒙古草原原军事力量对纸币制度的破坏 蒙古草原军事力量对纸币制度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费开支巨大;二是为稳定以蒙古贵族为代表的军事力量而进行的滥赏滥赐;三是蒙古军事贵族滥用权力侵占官营金银矿产。 1.军费开支巨大。元朝政府起初严格控制着纸币发行数量,货币制度运行稳定。根据表1记录的数据,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位之后,印发了总面值为7.34万锭的纸币,至至元二年(1265)逐步增加到了11.62万锭。由于对南宋的战争造成军费开支激增,元朝政府把印钞量急剧提升到141.96万锭,而至元十二年(1275)的印钞累积数只有30.81万锭,一年的印发量是过去15年总印发量的近5倍。但对元朝有利的是,其成功征服南宋后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税收,使得物价水平得以控制。加之南宋地区金银矿产丰富,“大抵长江以南产银地要远远多于长江以北地区”,此外民间还有大量的金银贮藏,如当时在杭州酒楼歌馆器具什物多用金银为之,金银铺里更满是金银。这些金银在南宋灭亡后,被蒙古大军尽数搜刮而去,一方面弥补了军费开支,一方面成为货币储备的补充。因此,尽管为筹措对南宋战争的军费,元朝动用了货币超发手段,但是伴随着疆域扩展和人口、税收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货币超发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等矛盾。 但是并非所有的战争都会取得高额收益。元朝在取得征服南宋的巨大胜利后,又进行了多次海外远征。此外,多次爆发的诸王叛乱和民间大小起义亦让元朝政府不得不出兵镇压。尽管性质、结果相异的战争对货币发行量的影响存在差别,但是失败的战争和镇压国内叛乱、起义导致的巨额军费开支,无疑导致大规模的货币超发(详见表1)。由于没有战争收益予以弥补,超发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的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 2.滥赏滥赐。元朝历代皇帝即位后,都要对蒙古军事贵族进行大规模的赏赐,这是一种源自蒙古汗国时代的传统,窝阔台汗就常用白银赏赐臣下。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位更迭频繁,由于蒙古军事贵族的支持与皇权的稳固休戚相关,故元朝中后期的历代皇帝即位后,为换取其支持都会对蒙古贵族进行大规模的赏赐。这种元朝特有的政治生态,实际上印证了其国家结构中蒙古军事贵族力量所处的中心地位。 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铁穆耳即位时在其祖父忽必烈原定的岁赐额之外,又慷慨地加授给皇室成员和勋臣大量赏赐,赏赐中金的数额比忽必烈时期多4倍,银多2倍。成宗慷慨的赏赐很快就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成宗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上书汇报,朝会赐予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国库的亏空在不增加税额的前提下,只能依靠挪用货币储备金予以补充。于是,成宗下令命诸路平准库将作为钞本贮藏的银93.7万两,除留19.25万两作钞母外,全部运往京城。4年之后,又不得不“借用”20万锭的货币储备金。到大德三年(1299),成宗政府的财政局面更为恶化,此时花费的一半悉借自钞本。 滥赏滥赐对于货币制度基础的破坏还包括对官方金银形式税收的耗费。根据历史记载,“斡脱”从事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归还给出资蒙古贵族的部分免税,剩下的需在元朝政府设置在大都积水潭附近的官营市场上以银纳税。这部分税银本可补充官方货币储备,但是一经元朝皇帝之手又用作“岁赐”或其他赏赐。表2统计了元朝除英宗外,7位皇帝对贵族赏赐所用金银的数量,足见滥赏滥赐对元朝官方金银储备的消耗巨大。 3.侵占金银矿产。蒙古贵族还利用自身权势侵占了许多元朝官营的金银矿产,导致政府的金银税收锐减,正常途径的金银储备补充来源几近断绝。以元朝统治中心腹里的银课为例,至大二年(1309)“输银四千二百五十两”,至大三年(1310)“复输三千五百两”,“且言复得新矿,银当增办”。离奇地是,银矿数量增加后,银课收入不升反降。文宗天历元年(1328),腹里的银课只剩1锭25两。腹里的银课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锐减了约98%。这种极端异常的情况,只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即腹里作为权臣贵族的聚集之地,大量本属于中央政府的金银矿产被相继侵占。 由于腹里金银税收锐减,中央政府不得不进一步盘剥其他经济富庶的地区。江浙、江西、湖广这三个江南行省是元朝重要的财税来源,结果是这些地区的税负日益沉重,以致元朝末年出现“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罕见情形。 (二)中亚穆斯林商业力量对纸币制度的破坏 “斡脱”阶层的主体是来源于中亚的穆斯林商人群体,他们的经济行为对元朝的纸币制度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对元朝纸币制度的运行造成了严重破坏。 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货币制度皆以铜本位为主。铜铸币铸造成本相对较低,面额较小,便于农业社会中的小额交易,虽然铜铸币发行受币材产量限制及大额运输不便的弊端,但由于铜铸币对中原王朝具有易于控制的特性,因而被长期沿用。 金银相较于铜具有更高的内在真实价值,以金银作为货币会导致政府征收铸币税的难度增大,且不易控制,因而在西方文明圈内,因政府专制力较弱,大都采用金本位制。伊斯兰文明介于东西方之间,采用银本位制。忽必烈试图建立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实践,促使元朝集中金银作为储备,发行了银本位纸币。纸币的发行客观上促进了元朝欧亚大陆贸易网络内部的商贸发展,“斡脱”阶层受益匪浅。 然而,作为元朝纸币制度的受益者,“斡脱”非但没有起到维护元朝纸币制度的作用,反而从事一项使元朝治下地区金银大量外流的经营活动,导致元朝金银贵金属短缺。“斡脱”中的很大一部分群体从事着当时东西方之间最有利可图的国际贸易,即利用东西方金银之间的价差进行的金银走私出口,类似今日之套汇交易。13世纪阿拉伯世界白银短缺,白银价格高昂,一时间集中在蒙古贵族手中的白银经“斡脱”商人之手大量地流向西方。 尽管元朝屡次发布禁令禁止民间的金银交易和金银出口,但是一方面作为官商的“斡脱”商人带头违背政令从事金银走私出口,另一方面元朝手中没有足够的金银储备抑止金银的黑市交易价格,政府的金银禁令形同虚设,集中金银支撑币值的企图也无从实现。元朝纸币制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便利商人交易,但在其运行过程中却为受益的商人自身所破坏,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结合的副作用极其严重。 五、元朝纸币制度崩溃激起的连锁反应 尽管从结果上看,元朝与历代王朝一样灭亡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却在于纸币制度崩溃激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是货币制度崩溃后导致的财政体系失效;二是海运系统在被反叛力量中断以后,元朝北方的政治中心失去供给;三是元朝历次货币改革不但未能改善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导致民不聊生,最终激起民变。  (一)财政体系失效 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都与财政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元朝财政危机与之前中原王朝的财政危机在形式上有着明显差异。这是因为中原王朝的财政收入来源主体为农业税和人头税,以征收实物为主。故中原王朝的财政体系与土地、人口联系密切,这也解释了为何土地兼并、人口隐匿历来被视为王朝变乱之一大根源。元朝则自始至终未重视过农业税,元初,耶律楚才曾试图帮助元朝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税,但未能取得成功。 元朝的财政收入以货币形式的商业税为主体,其中尤以盐税最为重要。据记载,到至顺四年(1333)时,元朝由国家盐业垄断获得的收入稳定上升,最高的年份能收入约合760万锭的纸钞,已达中央政府财政所需的80%。同时,元朝政府的军费支出、官员俸禄等财政开销也以纸币作为主要支付手段。因此,元朝的财政体系与货币制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被高度纸币化了。 高度纸币化的财政体系给元朝政府提供了一种通过超发货币、征收铸币税的方式维持赤字财政的简便手段。但是当元钞的金银储备被耗尽后,元钞已经变为事实上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政府信用成为货币信用的唯一来源。为保持良好的货币信用,理想化的路径应该是元朝中央政府缩减财政开支,尽可能利用财政盈余的方式回收纸币。这意味着中央政府要有极强的自制力,将货币制度的管理、运行和财政融资需求隔绝起来,建立相对独立于财政体系的货币管理机构。 历史表明,元朝的货币制度管理恰恰走向了相反的路径。在财政赤字的压力下,元朝的货币管理政策完全为财政融资需求服务,“交钞提举司”“平准库”一类的货币发行、管理机构无异于元朝政府的印钞机,不存在一个类似中央银行型的独立机构对货币发行进行监管。 这种利用货币超发、征收铸币税满足财政融资需求的方式,短期内缓解了元朝政府的财政压力,长期看则对货币信用和其背后的政府信用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一旦民众对元朝政府的失信行为忍无可忍,货币信用必然瓦解,纸币制度随之彻底崩溃。被高度纸币化的财政体系也会受此影响继而失效,进而快速进入历代王朝统治末期的财政危机循环。 (二)供应物资的海运系统中断 中国自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但政治中心依旧在北方。此后困扰历代中原王朝的一项治理内容即是如何将南方的物质资源尽可能安全、有效率地转运到北方。对于统治中心位于北方的元朝而言,大都(今北京)的财政和食粮皆仰给于南方。元定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然而,自隋唐建立的内陆漕运系统花费巨大,效率却不能令人满意。元初,丞相伯颜在征服南宋后,曾用海船运送过宋的图书版籍之物,故其向忽必烈建议试行海运,并由归附的三名海盗罗壁、张瑄及朱清具体实施。 海运与漕运的最大不同,不在于运输路线的不同,而在于其背后的统治逻辑的差异。尽管漕运一直为中原王朝所沿用,但其成本与收益经常不成比例,沿线民户亦有沉重的徭役负担。当然漕运也自有其优势,这就是便于分段控制的特点深刻契合了中原王朝力图稳定、控制的统治逻辑。海运的优劣性则与漕运完全相反:首先,海船离岸后政府便失去了对航路、船只的控制; 其次,为数不多的起运港口一旦陷落,整个海运系统将随之瘫痪。因此与漕运相较,海运效率极高,却蕴藏着很高的风险。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新兴国家,元朝更具有明显的效率取向,且拥有较强的冒险精神,敢于承受海运的风险。客观上,元初中国沿海地区相对安全的环境也提供了发展海运的优良条件。 海运运量的逐年递增证明了元朝政府关于海运决策的合理性。至元二十年(1283)第一次经由海运运往大都的粮食只有42172石。此后海运运量逐年递增,至至元二十七年(1290)迅速达到1513856。自至大三年(1309)起,每年海运至大都的粮食已经达200万石以上。自延祐六年(1319)起,每年海运至大都的粮食大多在300万石以上。短短的三十几年间,海运运量迅速提升,海运系统成长为元朝由南向北物资运输的交通命脉。 海运系统作为财政体系的一部分,无疑也实现了高度纸币化。首先,海运系统不必类似漕运,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治运河,也不必设置大量机构、人员进行沿线的管理。元朝政府只需要以纸币向负责运粮的船户支付运费即可。 “运粮必合添支脚价,资给船户,修造船只,以国家办事齐成,先济海运脚钱”。其次,在漕运系统下,承担漕粮义务的省份必须以实物纳税,这对于交通不便的省份乃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在海运系统下,交通不便的省份则可以纸币在海运港口附近地区采买所需粮额,再由海运转运至大都完成纳粮的义务。海运系统不仅减轻了交通不便省份的负担,也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货币经济的发展。 “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议海运事。时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 海运系统的纸币化意味着货币制度运行的稳定与否与海运系统畅通与否直接相关。元朝中后期,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在海运系统内积聚着隐患。通货膨胀导致船户运输成本成倍上升,政府少量增加的运费则无法予以弥补。“今则物重钞轻,造船物料十倍价高。每年船只必须修粘,浮动贡具,必合添办。所得不偿所费,船户艰辛。虽蒙每石添作至元钞二两,其物价愈翔,不敷其用。”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海运运输成本上涨几乎全由船民承受,导致其对元朝中央政府积聚的不满日益增多。这也是元末海运系统率先出现危机的原因。 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起兵浙东,劫掠元朝海运运输,迫使元朝招降方国珍。此后,方国珍势力日增,对元朝叛附无常。元朝为保证物资供应,不得已以海道漕运万户之职授予之。显然,授予官职只是元朝拉拢方国珍的形式,其实质是经济上的贿赂。然而当元朝货币制度崩溃时,其对于方国珍的经济贿赂也将失去吸引力。元朝海运系统从起初的成本上升,到被农民起义所中断,都与货币制度运行的混乱与崩溃有着直接联系。 (三)货币改革累积的民变 为稳定纸币制度,元朝政府进行过三次货币改革,但这些货币改革没有任何的财政改革予以配合,只是简单地采取“换钞”的方式,将问题与矛盾全部转移到民众身上,因而这些货币改革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推高了物价,加重了民众负担,累积着民变的隐患。 盐作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盐价数据可以体现民众生活成本的变化;又因为每次货币改革后元朝都强制民众使用新钞买盐,所以盐价变动与货币改革有着直接联系。 因属官营垄断行业,元朝各时期的盐价有着较为详细的官方资料留存。根据史料记载和前人研究,我们将元钞正式发行后,元朝盐价的变动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统钞发行后到至元钞发行前(1260-1287年),盐价在起初的20年处于平稳状态,但在忽必烈统治末期快速上涨,说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通货膨胀的趋势;第二阶段,至元钞发行后到至大银钞发行前(1288-1308年),盐价在13年间上涨幅度超过300%,说明通货膨胀加速;第三阶段,至大银钞发行后到至大银钞废止(1310-1314年),盐价继续上涨至前期最高点,相较于元初上涨幅度超过1000%;第四阶段,至大银钞废止后到顺帝钞法改革前(1314-1342年),盐价高居不下,说明通货膨胀问题累积严重。 结合前文整理的银与元钞比价的变动,将盐价以银计价进行换算后,我们发现盐价的波动十分有限。忽必烈时期的盐价大致在5两白银上下波动;成宗和武宗时期盐价甚至下跌为4两白银;仁宗到顺帝时期盐价恢复到在5两白银上下波动的水平。这种情况表明,长期内盐价变动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有限,货币改革引发的通货膨胀乃是盐价大幅上涨的主因。 盐价的大幅上涨远超民众的购买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民众不得不铤而走险购买私盐。元朝政府为保证收入,出台“食盐法”,即按照居民人口数(或户数)强制分摊盐额,按额征收盐税。 雪上加霜的是,因货币改革后旧钞贬值,元朝政府要求民众以新钞或新旧钞参半缴纳盐税,民众手中旧钞的实际价值进一步缩水,税负更加沉重。被通货膨胀无限放大的强制性盐税导致各地民不聊生。陕西地区的民众“尔来岁颇丰收,而物价甚贱,得钞为艰。” “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福建地区“民力日弊,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扰攘,亦由于此。”这样民变的隐患在矛盾最尖锐处渐渐累积。起初只是为了对抗政府盐业垄断大量出现的私盐贩子,在反抗元朝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支强大的私人武装力量,直接抗衡中央政府,这是元末大规模民变的先声,其中最著名的有方国珍部、张士诚部等。 至正十一年(1351),即元朝最后一次货币改革后的第二年,刘福通、韩林儿、徐寿辉等红巾军领袖开始大规模在颍州、徐州及湖广一带举事。其后,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亦相继割据称雄。这种时间上的接近应当不是巧合。或许元朝统治者也没有想到本来为平叛筹集军费的货币改革,不仅加速了货币制度自身的崩溃,还点燃了全国范围的民变烽火。元朝在上述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叠加效应之下迅速灭亡。 六、结论 元朝纸币制度实行之初, 既有金银储备的基础,又有全面的回收机制和相应的法律规范。这种甚至类似于现代货币制度雏形的发行与管理机制,保障了元初货币制度的顺畅运行。元朝中后期的纸币发行与管理完全服务于财政需求,金银储备被挪用、货币无限制超发。短期内,挪用货币储备金、超发货币可以暂时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但从长期看却破坏了元朝纸币制度的基础和运行机制,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英国学者菲利克斯·马汀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体系,而这种信用体系由国家信用支撑是货币发展的成熟阶段。元钞的出现,可谓人类货币制度史上的一次早熟。它起初是可兑换金银的兑换券,但是由于蒙古草原军事贵族力量和穆斯林商业力量权力的不受约束,耗尽了元朝政府手中的金银储备,元钞在历经改革后转变为无储备的信用货币发行使用,这无疑是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出现之前的一次创举。 信用货币需要政府采取稳定、谨慎的货币管理政策,支撑货币信用,维持货币体系运转。但是,元朝统治者不断通过超发货币缓解财政危机,此举不仅引发通货膨胀,致使民间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也使得民变隐患加速累积。为筹措军费等财政开支,元顺帝进行的最后一次货币改革终于透支尽了元钞的信用,致其为民众所弃。货币制度的崩溃激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叠加效应之下元朝快速灭亡。 元朝作为专制王朝无法建立类似中央银行的具有独立性的货币政策机构,致使货币政策沦为中央财政的附庸或工具,是军事、商业力量导致的财政危机扩散为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前朝兴衰为人类历史写下了重要教训:一方面,王朝或国家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货币制度的类型或水平;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必须保持相当的距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ID:JLU-BRRC),作者:李晓、李黎明,编辑:宋畅、张宇璇,文章已刊载的期刊和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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